来新夏先生用《知错必改》为题对我提出了批评，我觉得这个标题很好，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应当坚决改正。文章开头先讲述了葛剑雄先生等人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的那篇评论文章，我又是举双手赞同，我认为这是近年来确实难得的一篇好文章，批评虽然尖锐，但文章做到实事求是，以理服人。今年9月浙江大学举办的“东南区域史研究”学术讨论会上，见到了该文作者之一曹树基先生，开门见山地谈了该文，并希望今后能多见到这样的文章。
为了回答来先生，对他文中所提事件发生过程还得简单说明一下，今年5、6月间，《中华读书报》和《文汇报》记者先后对我进行过有关地方志编修问题的采访，前者是电话采访，并于5月20日在“文史天地”栏发了《方志图书——养在深闺待人识》一文。而后者则是记者张爽登门采访，结束时还借去我在《中国地方志》上发表的文章，有《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》（载1994年第1期）和《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》二之下（载1997年第2期）等以及友人送的关于方志方面的论著，后来她整理成文，要我审阅，因为当时正从台湾学术交流回来不久，手头杂事很多，压了两天，看后总的感觉是罗列问题不少，肯定成绩不够，况且这些问题又多是摘自上述两篇文章，重新拼凑组织而成。于是我便打电话讲了我的看法，指出必须修改，否则不能发。而原标题是《方志编修，岂能畸轻畸重》，对此我并未提出意见，我是6月24日打的电话，而26日就在江西见报，可见她并未作认真修改。还要说明的是，她是以《文汇报》记者名义来采访的，而把文稿却寄到江西《信息日报》，这位记者事前并未讲过，所以此文刊出后我并不知道，直到7月上旬的一天，有位朋友打电话告知此事，我起初还不相信，因为我与江西新闻界从未有过交往，又过两天朋友正式看到文章，告知作者是张爽，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张爽，批评她怎么能这样乱来？她说这个标题是编辑自作主张改的，所以她自己看到这个标题时也很吃惊，因而不敢马上告诉我，这样她才将这张报纸给我送来。《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方志编修，让人哭笑不得》一类语言，我虽然从未讲过，但是他们用我的名义这么发表文章，影响显然是很不好，因为它不仅否定了新中国修志成就，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广大修志工作者的感情。所以我7月15日便给江西《信息日报》写了一封信，指出“你们用我的名义在贵报发表否定全国修志的成绩，实在太不应该了，你们这样做，说得严重点，是对我栽赃，对我泼污水。”要求他们抓紧时间一字不改地将此信发表，以消除不良影响。此信在传给《信息日报》同时，又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传去一份。
岂料正在此时，听说《天津史志》负责人已经在组织对我进行大规模批判了，而来先生也参与其事，所以我当即给来先生写了封信，这就是来先生文中所讲说我“显然是拉大旗暗示我的来头，封我的口。”而文中所引信中的话是我所讲，但信中主要告知，我是受害者，被人栽赃，并说明已给《信息日报》去信，此信发表后，一切将大白于天下。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有“多年交往”的朋友通报一下事情原委，想不到竟被说成用来“封口”。
《天津史志》第四期共发表了九篇文章，第一篇是以天津市志办公室名义所写的评论，第二篇便是我的朋友来新夏先生的《为十万修志大军一哭》。看来冷处理已经行不通了，不是吗，来先生的文章又来了，似乎非逼着我认错不可。而方志界不少朋友对于我的忍让很不理解、很不同意了。据说广州市志办的一位我不认识的朋友，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他们自己刊物《羊城今古》第5期上，对《天津史志》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提出了批评，而上海、东北等地方志界朋友也写信或打电话来，一则对《天津史志》做法表示反对，一则要我尽快将事情真相告知全国广大读者特别是修志工作者。我对所有关心我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！有鉴于此，我不得不于近期写了一篇《是争鸣还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大批判》。因为我读了这期他们组织发表的九篇文章，没有一篇有学术争鸣的气味，而篇篇散发出来的却是“文革”中的那种火药味，许多早已久违了的“文革”中的语言辞句都纷纷冒了出来，诸如“炮制”、“奉若神灵”等等都用到批判我头上了，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强加在我头上，而他们这一栏目却冠以“志坛争鸣”。我被加的罪名，有的用来先生的话来说是“概括”出来的，有的看来则是来先生等推论出来的，如“把日伪政权视作前朝”，恐怕就是这样得来。因为就我本人来说，既未讲过这样的话，也未在任何文章中有过这样提法。
下面就来先生所批评的三个问题作简要回答。我在1994年发表过一篇《对当今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》文章，文中共讲十个问题：一、《加强理论修养提高研究水平》；二、《掌握史学常识避免常识性错误》；三、《“据事直书”与“六字功能”》；四、《“横排竖写”辩析》；五、《序言不应变成装饰品》；六、《附录不是灵丹妙药》；七、《应重视艺文志》；八、《对子孙后代负责写好民国时期内容》；九、《地方志不是百科全书》；十、《要实事求是地评论新方志》。因为许多问题都由这篇文章引起，而来先生所批评的三点实际涉及到文中四个方面内容，所以只好将十个标题列出。
其一，关于修志当中把国民党、民国政府、日伪政权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放入“附录”，我确实是持否定态度，因为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式历史，应当作为正式内容入志，修志工作者都知道，方志“六字功能”是“存史、资治、教化”，这就是说，方志的“存史”功能很重要，必须如实反映历史与现实，所以我在上文第六部分作了比较多的论述。而引起我谈这个问题，是1992年春在浙江方志馆查阅229部新方志，发现将国民党、民国政府、日伪政权等列入附录者有107部，占46％；不仅如此，而且有位省志办公室主任在某县志出版座谈会上，对这部县志将国民党时期参议会作为附录大加赞扬，认为此举具有创造性，并说这种做法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政权篇的编写问题，还以老干部的话作为自己理论依据，说有些老干部提出，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平起平坐，感情上是受不了的，这么一来问题就解决了。当时陈桥驿先生和我都参加了此会，两人先后都提出批评，指出撰史修志应从史实出发，而不能感情用事，国民党统治中国三十多年，这是历史事实，如果把国民党政权都不作为正式历史记载，我们共产党数十年斗争的对象也就落空了。会上已经讲了，从历史上来看，元灭宋后，元人所修志中并未将宋作为附录，明灭元，清灭明，修的志书也都如此。而一部部中国革命史或中国现代史，有哪一部是将国民党政权和日伪政权作为附录呢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修志是根据什么原则将国民党政权列入附录呢？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，我在文中指出：“是有部分同志对‘附录’的含义并不清楚。顾名思义，附录者乃附带著录之义，说明被著录者并非篇目中正式内容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应当将许多重要内容随便放入附录之中。”
其二，新修方志《艺文志》（《经籍志》）的缺失确实是新修方志中的另一大问题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我在《志苑》（1992年第3期）和《中国地方志》（1992年第4期）先后发表两篇文章，指出“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”。我发表文章自然都有事实根据的。我在浙江方志馆1992年春查阅的229部新志书中，有艺文志性质，包括著作目录仅74部，占32％，而68％都没有艺文志，请问来先生，你不是说“新志俱在，有案可稽，只要多翻一些新志，事实俱在，无容置辩”吗？
其三，我在上述文章第二部分以《掌握史学常识避免常识性错误》为题，希望文化基础比较差的修志工作者，能够学点史学常识，以提高修志质量，这又有何不好呢？文中列举了新修方志中不少错误，也有的是方志理论工作者的错误，但既不列举书名，更未点过任何人名字，完全是对事不对人，可是就是这样，来先生也是不允许的，他在文中说：“单位审、领导机关审、专家审、市里审、省里审、出版社的三级审，我和仓先生无疑也审过稿，为什么都没审出来，而把‘硬伤’消灭掉，偏偏要让修志人员独尸其咎呢？”对此我就难以回答了，按照来先生之见，这些硬伤的存在参与审稿的人似乎都有责任，因此就不该评论。但是人们能否再问，如果稿子本身错误少一些不是更好吗？况且我们现在评论一部书的错误总是落到作者头上，还未见到过把出版者、审稿者一律算上，就以葛、曹二位的那篇评论文章，不也是“评杨子慧主编”云云。
限于篇幅，不能再写。根据以上事实，我看还是请全国学术界的朋友来评，究竟是谁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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